欧指出，下一项挑战将是在中国西部寻找具体的项目，这些项目需要教育方面的配合。“我们对新疆地区很感兴趣，另外还有甘肃和青海的部分项目。”但是，对于西部是否适合CDM的问题，他显得很现实。他指出，“我认为在某个方面，CDM是与工业发展相关联的。”中国西部的电网和工业很少，市场潜力较小。
张汉文认为中国在工业项目能效改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。他说，“从总体上看，中国比工业发达国家的能效要低30%，这就提供了很大的潜力，尽管对于这些项目而言，联合国的方法学仍然是个不确定因素。”张汉文对自己公司的竞争力充满信心，“我们的发展非常稳定，而且我们是一家本地企业。如果你要充分了解并与这些CDM项目业主进行交流的话，你必须对本地情况相当熟悉。”
欧睿龙指出，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方面，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举足轻重，但是他指出，未来的风力发电场和水力发电厂的数量势必越来越有限，而买家的数量将与日俱增。他指出，由于效率更高的太阳能面板和大型项目的问世，使得“太阳能的意义越来越大了。”但是，目前太阳能项目的规模仍然小得可怜。生物燃料项目的规模也同样很有限，并且也不构成中国CDM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欧认为，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技术的发展情况。“为新的可再生能源和更有效能源制订新的方法学，比如太阳能发电，将为我们创造新的减排市场。”
除了中国市场自身的变化和发展之外，政治因素在这项环境产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。
倪军是上海长江三角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CDM项目主任，这是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私人咨询公司，公司专门从事环境方面的业务。倪军表示，此项业务的最大挑战就是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。“整个CDM理念是一个政治概念。如果将来国际规则发生变化，整个行业就要重新洗牌。现在，中国在承担气候责任方面也是压力重重。但是，我认为，即便中国在未来对于减排配额负有责任，这对我们的业务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，因为我认为在那个时候，国内业务将会活跃起来。”
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称，构成运作良好的碳市场的要素包括：竞争性的能源市场；通用的、可互换的度量单位；标准化的减排数据报告协议；以及资产的跨境可转让性。
“收拾局面”
利·菲茨格拉德（Leigh Fitzgerald）是英国瑞碳有限公司（Arreon Carbon UK）的资深专家。数月前，他在环境网站chinadialogue.ne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该网站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独立组织，总部分别设在伦敦和北京。
他在文中指出，“在灵活机制的中心是一个复杂的管规体系，籍此体系来确保项目质量。通过整个CDM流程并最终使得项目得到注册，这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方的大力支持，需要通过经认证的第三方标准机构的验证，以及联合国的最终核准。基准排放量，即没有CDM也会进行的排放量，必须是明确可度量的，而整个项目必须是能够被严格监督的。最后，由金融、投资、技术和通行做法相结合而成的壁垒必须足够强大，籍此来阻止未经CDM支持的项目实施。”
然而，这一整套的碳交易理念却受到了部分观察家的严厉批判。英国作家兼活动家乔治·蒙比奥特（George Monbiot）认为这些理念意味着“自己捅的篓子，却让别人去补。”另外有评论人士把这一机制比喻成在一个“没有什么规管性可言”的市场中“为你的良心颁发证书”。
世界银行的两位作者总结道，尽管他们发现市场机制具备实现目标所必需的雄厚实力和潜力，但是最好不要假定市场能够毫不费力地、神奇地减少气候变化。“要解决气候变化这个紧迫问题，需要我们全体的不懈努力。政策是一方面，但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也同样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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